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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博弈中教师的价值取向困境--潘午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5期)

发布日期:2013年03月25日  点击量:

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博弈中教师的价值取向困境

潘午丽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要使高校发挥集体优势,提高组织效能,对教师的价值引导尤为重要。然而,现行高校的权力运行机制不够完善,有着不同价值追求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失衡,以致于教师的价值选择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冲突,具体来说,是教师自我实现与外在价值标准的冲突和教育理想与行政权位的冲突等。然而,要缓解此价值冲突,让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和谐共生,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势在必行。

[关键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本体价值;工具价值

一、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博弈的现状:博弈失衡

(一) 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权力是指在大学对学术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它涉及学术组织的层次、学术权力机构的模式结构及其对学术管理的影响力。权力的主体是指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权力的客体是指学术活动和学术事务[1]。大学本该是传承和创造高深学问的地方,以高端的学术成就而为世人景仰,学术理应是大学的最高追求。然而,高校的管理中心偏上, 主体错位,教师作为学术权力的拥有主体,在学校的权力系统中处于基层地位,其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活动均在行政部门的约束下进行。教师、专家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和科研的自由,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争辩与发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作为学术权力行使载体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其他各种学术机构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往往只是咨询或审议性学术机构。有的组织不健全,甚至有的形同虚设,其职能与决策往往被行政权力所取代。

(二) 行政权力泛化

相对于学术权力,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依靠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意志、社会要求、学校规章等制定的强制手段形成的影响和支配大学内部成员和机构的一种权力形式,该权力具有强制性,其主体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其机关。当然,其目的是保证学校目标的实现[ 1]。行政系统是大学的辅助机构,是为学术事务服务的,但事实上,行政权力往往超出它本身的适用范围去管理学术事务,高校的权力主体习惯于按照行政管理的理念和逻辑来管理大学,按照行政组织和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来设置大学的内部组织,按照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来进行校、院、系的权力分配,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同时,学校的科层管理人员掌握了诸如人事权、决策权、财政权等关键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左右着学术机构的发展,用高等教育研究泰斗潘懋元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委员会通过的事,在行政机构不一定能通过,而学术委员会通不过的事,行政机构却可以绕开学术机构进行变通,以至于现代的大学越来越像官场[2]

二、两种权力博弈失衡的结果:教师面临价值选择困惑

大学教师作为学术权力的主体,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追求真善美,向往真理和自由。他们工作的基础在于对真善美的无私追求,这也是其工作的动力源泉。同时,他们将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和审视大学各项工作的主要视角。而行政人员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虽然和教师共事在一个组织中,却有着不同的目标追求。行政工作所崇尚的价值为工具价值,其焦点是大学的公共责任,保证大学公共责任的实现是行政人员的基本价值,是他们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3]。理想状态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它们所对应的价值取向分别指导着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行为,他们各司其职,整个大学高效率运行。

但是现今的大学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场,行政权力远大于学术权力。教师的行为价值不取决于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是取决于它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官本位意识的进一步强化,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权术而不是学术。在这种环境下, 教师对学术追求的意念逐渐减弱,对行政权力的欲望却不断增强。年轻教师在刚进入大学时,本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挥洒着自己的热情,以求自我实现。可是当他会渐渐意识到自己所持的价值观与当前的文化环境不吻合,并且前辈们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大学里不是单单追求学问就可以实现理想的,专搞学术而没有行政职位就不能拥有好的学术资源。这样,是坚持自己的理想还是向这种环境妥协,是保持自己本真的价值追求还是转而致力于追逐行政权力,他难以抉择。有人说,价值就是事物向主体呈现的意义[4],陷入困境的教师对学术和行政权力向自己呈现的价值孰轻孰重不能辨别。于是教师们选择了随大流,乐此不疲地走着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各种科层等级的晋升规程。

三、教师价值取向困境表现: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冲突

(一) 自我发展与外在价值标准冲突

真正的教育,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作为教育的提供者,教师当然也是目的之一。教师内在的、专业的发展也应当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但是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剥夺了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缺乏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动力。这阻碍了教师自身需要的满足,再加上社会对教师职业外在价值的高期望,教师陷入矛盾之中。

教师本体价值的实现,必须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从中体验爱、真诚、平等、宽容、同情、公正、自由、幸福和自我实现,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与生命的意义。教师外在价值的获得,是以学生考试成绩、论文发表等定量指标来衡量的。然而,在高校管理重心上移,行政权力“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学术人员认为行政人员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是考虑本群体的力益,教师自身的发展被忽视。同时教师要承受诸多的压力,比如评定职称时的外语计算机考试,论文要在何种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生的评价、专家的评价、学生考试的及格率,等等。高校关于教师的激励制度都是建立在教师外在价值的基础上,职称越高、高级别刊物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学生评价越好、考试及格率越高,教师所得到的物质报酬就越丰富,晋升机会也越多。在利欲的牵引下,教师们经常一味追求外在价值,而不去考虑自身的专业发展是否得以真正实现。即使他们可以在自己外在价值实现后因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而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表面上自己的内在需要与外在价值是统一而又相互促进的。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尊重、支持和社会地位是在拥有更大权力之后,旁人由于对权力的屈服而生成的,并非真正的鉴于教师自身渊博的学识、人格的魅力而获取的。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最终所爱恋的是价值而不是职业本身”[5],高校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权力运行机制下,教师的内在需要是很难实现的,这不利于教师的自我发展。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营造一个公平、自由、尊重并有利于教师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环境,以达到在取得外在价值的同时本体价值也得到真正体现的目的。

(二) 教育理想与行政权位的冲突

大学,即“大人之学”,是知识和智慧的圣地,教师们的使命是传承知识、培养能力、创新学问。但是曾经这片“圣地”却被消费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想所浸染,教师的使命也被功利化,高校的学术权力萎缩。教师这份职业仅仅成了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教书育人的过程成了升官谋权的途径,学术研究成果的获取成了职位晋升的捷径。

教师的教育理想要实现,必须以充分的学术资源和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为条件,以学生获取知识、完善人格改变态度和能力培养为特征。在行政权力主导价值至上的背景下,教师的教育理想是很难实现的。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也必然需要占用一定的学术资源。但是高校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教师们对学术理想的追逐往往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一般来说,组织在进行内部资源分配时,又往往倾向于那些权力和影响力大的子机构。因此, 高校学术研究的进行不可避免的伴随资源的争夺,谁拥有的权力较大,谁的优势就更明显。作为普通的教师很难在这场争夺中获得自己的份额,从这一角度来说,为了得到优质的学术资源激起了教师对行政权力的欲望。除此之外,权位的诱惑使教师放弃了本真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越来越走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学者于伟就指出,“大学只关心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训练,忽视对人生和生活的关注,对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往往视而不见,使得信仰教育和人生终极关怀的引导陷入困境”[6]。教师们简化了上课方式和上课内容,以获得较高的及格率和优秀率。上课以灌输的方式为主,偏重基础知识教育,理工科几乎变成了纯粹的数理和操作训练,大批理工科学生严重缺乏人文素质和人文修养,而文科学生偏重记忆训练,缺科学素养和科学修养。甚至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告知考试内容,这样既能提高考试成绩,也能让学生更“喜欢”老师, 在学生评价老师时, 老师也能获得满意的分数。以至于在职称评定时,老师又多了一分筹码。这样,在教师对行政权位的追逐过程中,其教育理想的追求渐渐被淡忘,学术进展缓慢,学生的教育质量也得不到提升。

高校的行政权力导向影响了教师们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行政权力的泛化使得教师得不到应有的资源份额。事实上,许多教师在得到行政权力之后,学术与行政“双肩挑”的条件也没有更好的让其实现学术理想。学术和行政的对立与交融使大学陷入另一个矛盾之中,即:权学交易。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说,“权钱交易,本来是学校外面才有的事,如今大学也有了,大学还有所‘创造’,有所‘发展’,还增加了权学交易,通过权学交易也可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原来只听说权力腐败、司法腐败,现在大学一起凑热闹了,还加进来一个‘学术’腐败、文化腐败, 从根子上腐朽衰败”,“大学里浓浓的,逐渐地不再是学术兴趣、理论兴趣、哲学兴趣,而是权力兴趣、行政兴趣、特权兴趣,知识分子那一点点可怜的清高也所剩无几了”[7]

其实,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均具有合理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高校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影响了教师的价值选择。行政权力必须着手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沟通机制和教师利益表达、利益聚合的规范的组织形式与组织通道[8],将自己重新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上,归还教师的主体地位。这样,“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行政人员执行公共责任,教师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教师在学术权力主导和行政权力主导的两种价值取向中,克服手表定理的选择困境,其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和谐共生,共同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高校整体效益的提高。

注释:

[1] 谭志合.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J] .理工高教研究,2002, (8):22.

[2] 潘懋元.北大改革的大方向与可行性[N] . 中国青年报,2003-06-26.

[3] 王英杰.大学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冲突解析———一个文化视角[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 (1):56.

[4] 檀传宝.教育是人类价值生命的中介———论价值与教育中的价值问题教育研究[J] .教育研究,2000, (3):14.

[5] 马斯诺.人的潜能和价位[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于伟.终极关怀性教育与现代人“单向度”性精神危机的拯救[ J] .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1):96.

[7] 张家.大学教师为何想拥有行政权力[ J] . 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7, (3) .

[8] 张昊. 价值引导: 高校教师发展制度的核心理念[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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