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气的大学
李震声 李 斌 张 蔚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气”与“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个基本的概念范畴。从词义上和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来分析,“大气”与“大学”、“大学之道”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大学从根本上来说就应该是“大气”的。“大气”是“大学之道”最内在的基本要求,是成就大学的基石。一所好的大学,不仅应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更要有“大气”。大学应当具有超凡脱俗的“大气节”、志存高远的“大气魄”、兼容并蓄的“大气量”、恢弘广阔的“大气度”,才能称得上是“大气的大学”。
关键词大气;大学;大学之道
 
“大气”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为:“大的气度,大的气势(名);气度大,气势大(形);大方,不俗气(形)”[1]。“大气”除了名词意义上的“空气”、“气体”等意思之外,还包含有“气质”、“气节”、“气魄”、“气概”、“气势”、“气量”、“气度”、“气氛”(在大学主要指学风、氛围)等词义。那么,“大气”与“大学”、“大学之道”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呢?
丁学良在《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文中谈到:“大学,大家都知道,英文是university,这个字的字根是univers,意思是无所不包、普遍。这个字根引申出了好几个字,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universe,‘宇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学的含义本身应该是,最尽可能的广泛,最尽可能的普遍。”接着他又说:“讲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另外一个字,和大学的字是一个字根、一个意思的,就是universallistic,它的意思是‘普遍主义的’。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机构。”[2]无论是“无所不包”、“广泛”、“普遍”,还是“宇宙”、“普遍主义的”,这几个词都与“大气”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甚至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等同。也就是说,大学,从根本上说,它就应该是“大气”的。
从我国古代《大学》来考查,“大气”也与“大学之道”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大学》作为“孔氏之遗书”,开篇即阐明了大学之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其所谓“大人”,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尝说乐正子是善人,是信人,又解释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3 ]。这里所谓的“赤子之心者”、“充实而有光辉”,均无不蕴含“大气”之要义:“赤子之心者”,必是“大气”之人;“充实而有光辉”,此乃“大气”之形。“明明德”、“亲民”(“亲”,按朱子注,同“新”,下同)、“止于至善”之大学三纲领,强调的是“大人”通过个人自身“去除欲望”、“去旧为新”、最终超越自我而达到“至圣之人”的目标,体现的是“大学”通过帮助“大人”去欲而后彰显其美好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成就内圣外王之理想,从而实现“大学”“止于至善”的无限追求之最高理想。可以说,“大人”若无“大气”,难以“明明德”,难以“亲民”,更难以达至“至善”;“大学”若无“大气”,则难以培养出“大气”之“大人”,难以造就真正的“圣人”,最终难以达到大学之最高境界。接下来,《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强调了成就“大气”之“大人”乃至“圣人”的具体要求和规范性约束,尤其注重渐进式的“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可以说,“大气”是大学之道最内在的基本要求,是成就大学的基石。
《大学》虽然是古代儒家的思想,但作为中国人文世界的精神土壤,对国家、民族、个人而言,其价值非同一般。中国现代大学虽然并非发轫于中国本土,乃源于西方,但现代大学的理想和古代大学的理想却有着内在相通之处。王岳川指出:“现代大学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德智体),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二者有所区别。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4]大学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大气”作为古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最内在的要求,同样对于当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意义。换言之,大学必需“大气”。
那么,大学怎样才能做到“大气”呢?什么样的大学才能称得上“大气的大学”呢?
 
一、价值取向上:超凡脱俗的“大气节”
大学是产生真理、传播真理的重要场所。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就是作为真理、权威、正义的代名词,大学是“掌舵者”、“动力站”、“引路者”、“社会领袖”等赞誉不绝于耳。大学的这种崇高的荣誉源于千百年来大学自身对于这种“精神”、“品格”、“气节”的坚守,源于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科学、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源于大学对社会现实中负面的、丑恶的、庸俗的事物和现象的批判。“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5]。大学对时代产生的第一种力量是,它作为产生真理、传播真理的重要场所,致力于传承和发展知识理性进而成为影响时代的基本力量。如果大学失去了对真理和理性的坚守,大学也就失却了其超凡脱俗的“气节”。毋庸置疑,大学除了需坚守自身最基本的知识理性外,还应通过自身的批判力量去影响时代。批判性是大学精神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大学精神中最该有的题中之义。真正大气的大学应该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有敢为人先的批判性,不能因为丧失社会批判的话语权而选择集体沉默。
大学必须追求独立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不应盲从,不应随波逐流。一所大气的大学应当有“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6]的气概。在2 0世纪越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下令凡是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的资助,惟独耶鲁大学不为所动,冒着失去联邦政府的大笔资助基金的风险,继续以申请者的学业成绩作为获取奖学金的惟一标准。当时的耶鲁校长也因为坚持了大学的良心和独立而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又如柏来图在《理想国》所言: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一所大气的大学还必然具有坚韧的品质,必然经得起磨难、受得了苦困、始终坚守信念。当年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条件极其简陋、面临民族危难之际,能够造就一批大师、大家,成就其在中国教育史上伟大的历史地位,就在于西南联大具有大义凛然的民族气概,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为办校宗旨,“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溺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火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6]。西南联大虽然生于战火之中,却成为中国大学办学历史中的璀璨明星,向世人彰显了中国人可以办好大学。正是大学的这份民族气节,才使大学有了更大作为和更广阔前景的根基。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大学总是去迎合政府、市场、社会的需求,导致“千校一面”、“万人一书”,人云亦云的现象严重,高校趋于同质化,缺少个性和特色。应该说,过分追求功利,是大学办学之大忌。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为良训!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部分高校盲目攀比,追求“大而全”,寄希望于“上规模、上层次”,追捧毫无实际意义的所谓“大学排名”,不能不说是与“大学之道”背道而驰的。如此办学,不仅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造成教育资源的无形浪费,而且也会使大学失去自我和个性,办不出特色和水平。诚如刘铁芳所说:“我们今日遭遇的存在问题就是存在的平庸化,我们把自己交付给潮流,也就意味着我们拥有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7]。大学应当坚守大学的独立品质和个性气质,它不因种种诱惑或利益,也不因种种挑衅和威胁而放弃对自身独立性的捍卫与追逐。如果大学完全成为社会的奴隶,而丧失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大学无异于失却了其生命。
大学应当成为大学精神的守望者,坚守大学超凡脱俗的“气节”,坚贞不屈地走大学自己的发展之路!
 
二、社会责任上:志存高远的“大气魄”
“志当存高远”,这个道理毋容置疑,大学也不例外。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在“超凡脱俗”、超脱于社会现实的同时,又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服务于社会现实乃至引导、示范和提升社会的责任。为此,大学应当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保持“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担当“创新思想,引领社会”的责任。这样的大学,才是有“气魄”的大学,才不愧为大气的大学!
在现代社会里,大学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枯宁吉姆曾在1967年提出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的职能外还有“社会领袖”,即“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他认为“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能担当起大学的职能,没有什么机构能够占据这个大学已长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响的位置”[8]。因此,大学的大气在于其知识创新与精神守候上成为“社会领袖”,她是人类社会新知识的发源地、新技术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倡导者、新文化的推动者,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地方,是人类先进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传播者。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9]。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担当着这种“仰望星空”者的角色,理应站在时代前沿,敢为人先,不断追求卓越,引领社会前行。
大学要承担起引领社会的责任,必须具有敢于创新的勇气。而创新,首要的就是必须孕育新的思想。“大学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产生思想的……大学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引导、人才的输送、科学技术的传播、规则的示范、决策的参与等来实现的”[10 ]。而其中,大学孕育新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远比其他功能更重要。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就是在北京大学孕育发展起来的,它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当前中国的大学虽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撑和卓越贡献,但是我们当今大学的发展却始终有一个不能打破的“瓶颈”,这便是创新能力不足。“钱学森之问”就是对当前中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匮乏的追问。如何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首先必须具有创新思想,这是当代大学面临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创新思想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孕育创新思想,大学只有进入这种良性循环的轨道,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职能。”[10 ]勇于创新,体现的就是大学的一种“气魄”;只有拥有这样的“气魄”,大学才称得上“大气”。
大学的远大志向和抱负不能靠“喊口号”来实现,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筹划,务实进取地追求卓越,不断奋斗和积淀,才能“水到渠成”。当前中国的大学,使命是崇高的,办学志向大都是高远的。在国家“211”、“985 ”、“2011”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导引下,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大学都在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等目标奋进,形势喜人。然而,这其中也不乏有不自量力、盲目追求、好高骛远之大学。这种“一窝蜂”追求“大而全”、上水平的“快速成名”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却是不可取的。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就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人始终心比天高,举国上下信誓旦旦要争取在2020年前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再次暴露无遗。殊不知,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就能什么时候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得到世界的公认,需要经过大学自身长期的脚踏实地的奋斗。没有志存高远的“气魄”,没有“当仁不让,全力竞争”的意识,没有脚踏实地的进取心,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中国大学的“一流梦”永远只能置之高阁。
 
三、组份构成上:兼容并蓄的“大气量”
“兼容并蓄”意即“把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这意味着,大学无论在办学理念、思想源泉、精神力量,还是在办学政策机制、学术氛围、文化机制等组份构成上,必须具有“兼容并蓄”的“大气量”。“兼容并蓄”体现的就是包含“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等理念的一种“大气”;体现在大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中,就是倡导学术上的自由、观念上的开放、办学定位与文化机制上的多元卓越,从而保持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文生态环境。
所谓学术自由,指的是善于容纳不同的学派、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恪守真理的标准,不受外界的干扰。崇尚学术、倡导学术自由,应当是大学之根本。许多学者提出应当把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吴松指出:“学校自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精华和命脉。切断了这一命脉,大学的运行就将失去生机与活力,大学的组织行为、制度行为、意志行为就会变形,现代大学的质量、水平、效益和品味也就无从谈起。”[11] 学术自由是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是大学生命力之所在。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不可能成为知识创新的摇篮。诚如当年复旦奠基人李登辉校长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成就了后来复旦大学之辉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必须具有兼容并蓄的“大气量”,包容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流派,让学术回归学术,在理念上、制度上、行动上积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同时,大学对于学术研究者也应该展现大学的“大气”,尊重学者的人格和权威,容忍失误者,善待失败者,褒奖成功者,坚持学术本位和学者本位,营造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唯有开放,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成就其“大气”。小平同志早在2 0世纪8 0年代初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学科的开放交流和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成为大学的共识。纪宝成指出:“当今时代,尤其要重视实践的发展,重视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国内外的学术前沿,不管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学科,都不能封闭自守,因循守成”[12]。因此,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秉持开放的精神和理念,加强对外沟通交流,重视大学内部学科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社会机构之间、大学与国外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学只有开放,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现状,发现自己的不足,借鉴他人的经验,砥砺自己的思想,开拓更广阔的视野,锤炼发展的智慧,创建具有独特风格和内涵的办学模式,创立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大学只有开放,在开放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胸怀,即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在交流与合作中保持永恒不竭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考察世界一流的大学,无一不是面向世界开放和交流的大学。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思路,更是一种视野,一种姿态,体现的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气量”,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如此,大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在大学办学定位与文化机制上实现多元、卓越,也是体现现代大学兼容并蓄的重要内涵。王冀生指出:“‘多元卓越’是新发展,要求我国大学既要坚持多元发展,又要努力追求卓越。这里主要有两层意思:从大学办学来看,多元卓越指的是既要用大学办学的多样化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每所大学都要通过竞争实现科学定位,努力办出各自的特色,又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坚持不懈地奋斗;从文化发展来看,多元卓越指的是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学术自由和文化机制作为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在多元文化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传承和创新高深学术,并把理性和学术价值作为大学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以创建中国特色的先进大学文化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推进我国大学创新。”[13]可见,大学只有坚持“兼容并蓄”的办学理念,才能适应大学办学的多样化需求,在竞争中实现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大学只有具有“兼容并蓄”的“气量”,才能容许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和交融,才能使大学文化保持活力源泉,也才有可能使大学走出“一潭死水,毫无生机”的泥潭,进而推进大学的创新与发展。
 
四、领导决策上:恢弘广阔的“大气度”
时势造英雄,英雄引领时代。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建立与发展的初期,曾涌现出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新型大学,其成就无不与当时执掌这批大学的杰出校长有着直接的关系。1912年以后,以蔡元培、梅贻琦为杰出代表的新一代大师以其“学贯中西”之大家风范,倡导“教育救国”之崇高理想,在我国积极传播以“学术自由,融入社会,通识教育,多元开放”为核心的欧美大学理念,成就了北大、清华等一大批知名近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眭依凡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外,一个不能被我们忽视的经验是:办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14]。剑桥大学原副校长阿什比曾经说过,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战略规划、大学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决策人。因此,一所大气的大学离不开具有“大家之气”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必定是一个教育家,而不是一个官僚权力的行使者。作为引领大学发展的一校之长,必须具有恢弘广阔的“大气度”,在大学决策、治理过程中彰显“大气”,方可引领大学成为大气的大学。
那么,大学校长应当具有哪些方面“大气”的特质呢?其一,大学校长必须高瞻远瞩,胆略非凡。真正大气的教育家必能从国际视野出发、从大局着手,准确把握大学发展的规律和未来趋势,把握自身优势,善抓机遇,果断决策。如果大学校长只为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私利而忘却自身的使命,不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非凡的胆略,在机遇面前固步自封、徘徊不前,那么大学是无法健康快速发展的。其二,大学校长必须锐意创新,敢于担当。大气的校长,必定具有勇于尝试与革新的使命意识,具有敢于担当的责任感。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期待的,大学的领导者应当“敢探未发明的真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体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15]刘道玉也指出,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平庸根源在于办学的领导人不是教育家,他们缺乏创造性,不敢冒改革的风险,行使真正独立自主的办学权[16]。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于1869年大胆尝试改革打破了强制性的古典课程,首创了学分制。这一创造性的改革,不仅更新了哈佛大学的教学理念,而且使美国大学走上了自由选课的道路。其三,大学校长必须民主大度,虚怀若谷。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若一个人气度狭窄,毫无胸怀,容不下各种人和异议,就不配胜任大位。凡一个机关只能容纳某一派人,或某一种学术思想的,就会陷入僵硬的单一发展模式。大学失却了多元的争鸣,缺失了丰富的激辩,虽不死,犹如死了一般。因此,大气的校长必须注重个人人格魅力的塑造,追求“大我”,讲求民主,避免高度集权甚至争权夺利、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更不可利欲熏心,只图一己之利而斯文扫地。当年蔡元培在领导北大时,就提出了许多开放包容的理念,如“自由听课、来者不拒、去者不究”、“兼容并包,网罗万家”等。他不分党派,不计年龄,不论资历,唯才是用,对各党派的有才之士也“兼容并包”,充分表现了一位智者“大气”的胸怀和情操,不但使北大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领头雁,而且也使他自己成为了大学校长的典范。
梅贻琦指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他这里主要是强调“大师”的重要性,而并没有否认“大楼”的必要性。其实,一所大学,不仅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更要有“大气”。大楼泛指大学的硬件要求,大师泛指大学的智识要求,而“大气”则是大学最内在的基本要求,是成就大学的基石。只有做到“大气”,大学方可卓然耸立于世界文明之巅。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50.
[2] 丁学良.什么是一流大学[J].中国大学教学,2002(4):36-41.
[3] 蒋伯潜.四书读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5.
[4] 王岳川.《大学》的当代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9(2):192-200.
[5]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6] 刘琅,桂苓.大学的精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14-16.
[7] 刘铁芳.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主义教育的蕴含[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6-83.
[8]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6.
[9] 温家宝.仰望星空[N].人民日报,2007-09-04 (文艺副刊).
[10] 曲振涛.大学社会职能的历史演进[N] .光明日报,2000—12—01(B03).
[11] 吴松.我们离现代大学制度有多远?[J].中国大学教学,2005(1):13-15.
[12] 纪宝成.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几点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2004(1):10-12.
[13] 王冀生.中国大学文化百年[J] .大学教育科学,2005(4):5-9.
[14] 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33-38.
[1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13.
[16] 刘道玉.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从创造性与大学精神谈起[J].高教探索,2004(12):4-9
 

版权所有 © 2010-2017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 邮编:410082 | 办公电话:88822454 | Email:jxtan@hnu.edu.cn